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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配资」蔡昉:疫情冲击下 关于经济应对政策的五个特征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蔡昉

在认识新冠病毒疫情及其经济冲击并提出政策建议方面,经济学家的观点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种状况不可避免会影响政策的选择。因此,最大限度地取得理论共识,对于决策者选择和出台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具有十分重要和现实的意义。

「期货配资」蔡昉:疫情冲击下 关于经济应对政策的五个特征

  经济学家习惯于说:千万不要浪费掉一次经济危机。意思是说,由不同起因导致、后果严重程度不一的各种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终究造成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或大或小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计的伤害,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从惨痛经历中汲取教训,这些代价就白白付出了。此外,经济学家还乐于争论诸如这一次(危机)与上一次究竟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问题。其实,历史经验反复表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有其自身独特之处,同时每一次危机也与其他的危机有诸多共同之处,遭受危机伤害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也各有各的不幸。

  经济史上充满了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以及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灾难,这些事件也成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长期热门话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孵化器或催生剂。从世界范围看,这场新冠病毒疫情还远远不会完结,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尚不是对之做出总结或者进行反思。毋宁说,从以往的经验、教训及其相关理论讨论中,着眼于对于这次应对疫情冲击具有的针对性和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若干个角度提出有关问题进行思考,既讨论不同冲击事件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点(“一样”),也讨论各次冲击之间不尽相同(“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政策反应过度这回事 

  面对重大冲击性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及时反应很重要,并且根据历史经验,政策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偏于保守的,常常跟不上现实的需要而颇显被动,所以,事后看来每一次政策响应都不存在所谓的“反应过度”问题特别是面对具有高度易变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大流行疫情,政策响应能够及时和到位,对于消除事件演变趋势不确定性与政策取向不确定性产生的叠加效应,进而导致双重市场恐慌十分重要。

  在凯恩斯看来,经济活动的决策常常来自于行为者本身的冲动性,而并非总是来自于对期望均值的预估,因此,人类本性的弱点会造成经济和市场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所谓的“动物精神”。这种冲动性在个体的经济决策中必然显示出非理性的特点,可以说既在逻辑之中又不符合逻辑本身。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识经济活动的这种特性,即经济活动受到冲击性干扰的情形,既可以表现为期望均值的降低,也可以表现为该值的方差的增大

  期望均值的降低通常表现为投资者的退缩和投资的减少进而产出的下降,主要是对风险的反应;方差的增大则表现为产出的波动,以及资本市场和大宗产品贸易等市场大幅度震荡中因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部分。既然是由动物精神所驱动的投资活动,就其常态而言天然就存在着估价过高因素或泡沫成分,遇到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突然提高,人们必然根据他们自己所能获得的信息进行解读,产生所谓的流传性叙事并据此做出反应。

  这时,即便不去深究这种反应究竟是理性的市场调整,还是非理性的心理恐慌,抑或对扭曲信息做出的不恰当反应,或者对不确定信息做出的错误解读,终究会给市场和经济带来不能承受之乱。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可以由特定的信息反映出来的,所以,市场对其做出的反应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可以预测的;而后者的本质就在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不可得性甚至扭曲性,因而市场对其做出的反应是难以预料的

  对于新冠病毒疫情的不可预测性,市场所做出的反应,最充分地体现在2020年3月9日、12日、16日和18日,美国股市在极短时间内发生的四次熔断,成为继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当时尚未建立熔断机制),以及熔断机制建立后,于1997年10月27日发生第一次熔断之后最惨烈的股市暴跌。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做出大尺度的动作,并非仅仅是出于对选票的考虑,也并非不知道降息政策并不对症,只是要阻止恐慌及其导致的大幅震荡的规定动作而已。应该说,为了避免恐慌及其引致的实体经济大幅下滑从而对民生的影响,政策及时并大力度做出反应,即便尚不能做到准确对症,也仍然是必要的。 

  根据冲击性质选择宏观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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